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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藏地方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简报(2020年第1期)
2020-06-05     (浏览次数:)

首席专家赵心愚教授应邀参加

“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学术论坛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学术论坛2020530日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这一重点研究基地建在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川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汪洪亮教授及来自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华大学、绵阳师范学院及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与博士后、研究生等共3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论坛。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藏地方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应邀参加了本次学术论坛,并结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藏地方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研究进展作了题为“清雍正时期川藏道相关问题研究”的主题演讲。川藏道又称川藏大道,即从四川成都出发,经打箭炉(康定)、里塘、巴塘、察木多(昌都)等地,最后到达西藏拉萨的内地与西藏往来的交通大道。赵心愚教授认为,川藏道的通行及管理与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治理密切相关,也可以认为清中央政府对此道的重视与管理就是清治藏大战略的一组成部份。

在演讲中,赵心愚教授据清代西藏地方志的相关记载并结合《清实录》及《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等中的材料进行分析,认为清代川藏道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已部分开通,为保证通行至少在部分路段已设置了汛塘管理。汛本为清代兵制中最基层的单位,由绿营兵低级军官千总、把总或外委率绿营士兵驻防。汛之下又设塘,每汛管辖数量不等的若干个塘。康熙五十七年(1718)为保证清军进军拉萨驱准保藏,在川藏道上又开始设置军台或粮台。随着清南路军向拉萨的顺利推进,康熙五十九年(1720)川藏道全线开通,设置军台或粮台以及汛塘也最后完成。但是,川藏道管理的制度化与常态化是在雍正时期,清政府结合川、滇、藏行政分界、川西高原土司设置及西藏管理体制确定,多措并举,稳步推进,使川藏道全线的管理得到具体落实。赵心愚教授讲到,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是清代首部官修西藏方志,此志从打箭炉开始沿川藏道记述,记各地情况时,此志均设有“塘铺”一目,记各地所设塘及士兵与土兵数。此志对汛及粮台的记载虽不集中,但有关情况反映在各地“城池”、“职官”及“公署”等目中。如记叉木多(昌都),“公署”一目就记有“副总理粮务署”、“粮务署”及“把总署”等,反映出在当地所设的汛及粮台。发言中赵心愚教授谈到,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的记述中还反映出川藏道所设塘中有“蛮塘”,一般塘中也一定数量土兵,说明土司土兵亦参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粮台也具有一定地方政府性质与职能。因此,川藏道开通及加强管理具有重大政治军事意义,又必然将对沿途社会产生影响。赵心愚教授在演讲中介绍,雍正时期川藏道的开通、管理及运行情况,在近几年新发现的西藏地方志---《西域全书》第四册“道途全载”中的“壬子年进藏程途远近崎路道”中得到证实。《西域全书》著者为玉沙道人子铭氏,成书于乾隆元年,现藏南京图书馆,为海内孤本。“壬子年进藏程途远近崎路道”为子铭氏雍正十年(1732)“弃学入幕”从军进藏所记。其记载方式是从成都至拉萨沿途逐日而记,每日从何地至何地多少里路,道路状况,有无人户柴草,甚至天气情况均一一记下,重要的是记述了川藏道沿途汛塘及粮台、土司、寺庙,以及汛塘及粮台、土司对往来官员的接待、住宿安排与迎送等。赵心愚教授认为,这些记载不仅证明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的记载属实,而且具体反映了雍正末年川藏道运行管理的相关制度及通行的情况,其价值亦显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内地与西藏往来增多,对沿途社会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演讲最后,赵心愚教授又分析姚莹《康輶纪行》入藏途中所记,指出川藏道上所设汛塘及粮台、土司以及管理的相关制度一直延续下来,道光年间仍在正常通行,汛塘及粮台的长期设置,土司土兵也一直参与其中,对近代时期川藏道沿途社会产生的影响不仅涉及面更广,而且更为深刻,尤其表现在经济与文化方面。最后,赵心愚教授提出,应重视整理清代西藏地方志中的交通资料,并建议对川藏道的研究应多学科结合,近年来兴起的“路学”(Roadology)的理论与方法可多借鉴。

本次论坛中,赵心愚教授还向部分参会专家学者介绍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藏地方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整理研究任务及批准立项以来新发现的几种西藏地方志,并重点介绍了清代西藏地方志交通资料、文化资料整理的情况,引起参会专家学者的注意。

(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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